君主制之父终将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 ――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在传统叙事中，我们一直认为彻底的革命远比不彻底的改革要好，革命叙事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这种叙事中，辛亥革命优于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则优于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

改革开放后，随着主流价值的转变，革命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不再被推崇，经济发展、政治秩序以及稳健的改革成为新的价值取向。因此，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股改革优于革命，清末新政强于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强于辛亥革命的反逻辑日渐被推崇，并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达到顶峰。

走向共和就是支持改革优于革命的典型，其对李鸿章和慈禧进行了一定美化

这种叙事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我们越走越错，越走越糟糕，越走偏离真理越远。

历史无法重来，更不可能设立对照组与实验组，且不论是不是有限的改革就一定比彻底的革命要来的好，从可行性上讲，所谓的最受推崇的清末新政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统计，他发现，凡是实行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君主制国家，无论是清朝、奥斯曼这样的大帝国，中东的伊朗，还是非洲的弹丸小国，几乎无一例外都走向了革命。

而那些此前君主权力就有限的，比如英国、荷兰和日本（还有很多类似的小国），则都走向了君主立宪，避免了颠复一切的大革命，至少从已有的实例来看，实行官僚制的君主制国家现代化失败并走向革命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英国人最终迎回了国王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其中的逻辑，就会发现君主专制国家实际上存在着政治上的不可能三角，如果他要维护稳定的君主专制，他就不能现代化，他如果要现代化，就必将政局动荡，最终车毁人亡。清末新政，根本不可能成功。

君主专制国家的不可能三角

对于君主专制国家来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政治上的不可能三角，及君主专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只能兼具其二，而不能三者兼有，因此，如果君主想要现代化，就必须准备面临国内无穷无尽的反对和抗议，他将变成孤家寡人，只能依靠自己的一小撮亲信进行统治，并且最终还是会走向车毁人亡。

图片为本人自制

对于这种几乎必死的结局，亨廷顿提到了三个原因。

第一点是，君主专制国家君主掌握一切权力，掌握一切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一样的责任，而头衔和权力的绑定也使得他成为众矢之的。比如清朝鸦片战争后屡战屡败，那么责任当然是清朝皇帝的，日俄战争失败，沙皇尼古拉一样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有大权的只有你，出了问题不责怪你责怪谁？

而在英国、日本这种国际，本来君主权力就不大，权力主要掌握在地方贵族手中，因此“时政之弊，弊不在君。”君主没有权力自然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而没有权力也使得新兴利益团体想要争取政治地位不需要和君主争的你死我活。既然你不妨碍我们夺权，又何必为难你呢？因此对这种封建制国家来说，君主不仅不是他们获取地位的威胁，反而是帮助他们维持政治秩序和彼此共识的纽带。

这也是为什么克伦威尔之后，英国人迎回了国王，日本的实权大名们愿意拥立天皇作为偶像。

日本拥立了天皇

第二点则是君主专制国家很难得到体制外力量的支持，因为专制本身就是不允许体制外力量做大，这当然有利于君主统治，但当君主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时，他才会发现这有多难。

英国的现代化历程，国王可以寻求市民阶层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帮助，国王将他们封为官员，纳入体制，在他们的支持下进行现代化。相对而言，君主专制国家则无能为力，除了一小撮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学生、官僚、君主找不到任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