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国古代的经济水平远高于中世纪的欧洲，但为何资本主义最终产生在了西欧而非领先的中国。

如果仅仅按照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的，即使是中世纪盛期，欧洲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也无法与中国的宋朝相比，而欧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14世纪，不仅不是太平盛世，反而是黑死病肆虐之下的黑暗时代。

但最终，经受黑死病洗劫的落后西欧最终却反超已领先近千年的中国，从经济和科技上讲，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要想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政治上入手。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不仅包括具有私人雇佣关系及赚取剩余价值，还包括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以及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的政治法律。古代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没有私人雇佣关系，更不在于没有市场经济，而是没能诞生成型的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自然也不可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的政治制度与法律。

欧洲资产阶级的起源是城市中的市民阶层，而他们之所以能逃离封建制度的禁锢与迫害，离不开欧洲分裂的政局，正是国王、贵族与教会之间的勾心斗角和胶着态势，才使得市民阶层得以在权力斗争的真空中茁壮成长，并最终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开创新的时代。

庄园逃出的农奴进入城市，组成市民

西欧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固化的社会制度，几乎没有任何阶层流动。罗马帝国覆灭后，握有重兵的军阀们成为国王，他们的手下则成为贵族和骑士，而被他们保护（或是胁迫）的，手无寸铁的弱者们，则成为干苦力的农奴。

全国的土地被层层分封，每一层都要对上一层效忠，农奴和土地是贵族最大的财产，与中国的农民和地主不同，农奴和贵族之间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世代为贵族的奴仆，他的一切身家理论上皆归贵族所有，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否则农奴几乎没有阶层晋升的可能。

中世纪的农民生活

在这样的社会，可以说是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所有人，自从出生那天起，就被他的血统所绑定。

这样的制度，无疑是违背人性的，在中国古代，皇帝通过科举制度让底层有了合法晋升的途径，化解了这股怨气，但是直到中世纪结束，欧洲都没有类似的制度。因此，农奴要想脱离封建庄园的禁锢，只有冒险逃亡。

逃亡的农奴如果被抓住命运是凄惨的，但是依然是无数的农奴前赴后继的突破贵族的封锁，这些人逃出庄园后，往往就进入城市。在中世纪，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城市中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自由人，因此当时人都说：“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

但实际上，由于当时通讯极为不便，一旦农奴逃出庄园，贵族就很难将其拘捕，而且贵族也不会为了单个的农奴而大动干戈。这些逃出的农奴由此成为自由人，他们就是城市的市民，除了逃亡的农奴，城市中还有犹太人、外国人以及少量的贵族等，但其主力无疑是农奴。

农奴脱离了贵族的管束，便需要自己治理自己，其中第一件事就是确立产权，在封建庄园，产权是重叠的，一块土地既属于农奴但更属于贵族，它实际上是两者共有，但是在城市，不再存在这种人身附庸关系，因此产权是唯一的，只属于个人的。

另外，市民还要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由于没有贵族和国王管理，市民们便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市议会来管理，这是后来欧洲议会制的起源，另外，熟练的工匠们还会组成行会来维持市场秩序，避免恶性竞争。

处于权力真空的市民们进而组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封建制的制度，这是后来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

市民阶层利用欧洲分裂的政治格局发展壮大

前面说到农奴逃亡城市成为市民并且组建了不同于封建制度的一套规则，但是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发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政治格局的分裂，即本地区不存在一个一言九鼎的强权。如果是向中国那样，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大权，那么这样的自治城市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毫，他很有可能在萌芽之时，就被皇帝消灭了。

中世纪有很多像佛罗伦萨这样的自治城市

西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欧洲的政局混乱，国王、贵族、教会彼此之间争斗不休，谁也无法彻底压倒谁，因此城市就成了他们拉拢的对象，相对于摧毁城市，各方意识到让城市为他们提供资金，为他们制造武器和火炮，无疑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