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世纪，葡萄牙成为欧洲大航海运动的领袖国家之一，征服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诸多殖民地，建立了广阔的海洋帝国，积累了巨量的财富。

15-16世纪葡萄牙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主要开辟了通过非洲南部到东南亚，以及越过大西洋到巴西的航线，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

但葡萄牙未能实现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普遍进步。在中世纪末年到近代初期欧洲数次宏伟的大变革浪潮中，葡萄牙仅仅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占据一个边角的地位，完美错过了经济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政治启蒙运动。

直到18世纪中叶，葡萄牙依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尽管它占据着以巴西为中心的辽阔殖民地，拥有300万人口，但经济却可用贫穷来形容。这个海洋帝国只有数百艘商船，而“海上马车夫”荷兰有上万艘。农业生产效率还和中世纪时一样低下，手工业也日益落伍。葡萄牙当然也不可能拥有发达的商业。在巴西种些巴西木，在大西洋两岸贩运奴隶，就是当时最主要的商业活动了。

在思想上，葡萄牙成了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天主教会坚持反新教、反犹太人立场，耶稣会士垄断着教育，贵族阶层极度愚昧。宗教裁判所大权在握，颁布“禁书目录”，对牛顿、莱布尼茨等学者的书籍一烧了之，更是大力抓捕所谓“异端”，平均每年都要烧死几个“异端”分子。1540-1765年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至少处死了1500人。虽然葡萄牙几百年前就设立了大学和职业学院，尤其是设立了第一所航海学院，但到了18世纪，教习的内容都是几百年不变的旧知识。

耶稣会在巴西的会堂遗址（1706年建成的帕拉纳三位一体堂）

若奥五世（1706-1750）统治时期，葡萄牙的君主专制达到高峰，因循守旧也达到高峰。国王利用巴西来的滚滚财富，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兴建了大量宫殿，和许多贵族女性、修女保持着说不清的关系。同时，他对耶稣会十分宠信。当时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驱逐耶稣会，葡萄牙成了耶稣会最后的据点之一。1748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封他为“最虔诚的国王”。这个封号在当时的欧洲简直屁都不是，但若奥五世却视若珍宝，直到去世。

布拉干萨王朝的若奥五世（1706-1750）

不过，葡萄牙是幸运的。欧洲的进步思潮终究影响到了这个边陲国家。在若奥五世死后，掌握实权的蓬巴尔侯爵塞巴斯蒂安・若泽・德・卡瓦略・伊・梅洛成为事实上的首相，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动。

塞巴斯蒂安生于1699年，出生农村地主之家。他早年和寡妇私奔，之后进入官场，被派往英国当外交官。在英国，塞巴斯蒂安努力学习了当时先进国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掌握了西方那一套。同时，又注意维护葡萄牙国家利益，在外交谈判中据理力争，闹得英王乔治二世很不开心，连离任礼物都没有送。

蓬巴尔侯爵塞巴斯蒂安（1699-1782），他是这个封号的第一任

1745-1749年，塞巴斯蒂安出任驻奥公使，在维也纳任职。这一职务意外地给了他一条通往权力的坦途：他娶了奥地利道恩元帅的侄女为妻，二人十分相爱。而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的王后也是奥地利人，等塞巴斯蒂安回国后，他太太很得王后喜爱，于是塞巴斯蒂安得以接近王位继承人若泽。1750年，若奥五世驾崩，若泽继位，称为若泽一世（1750-1777）。塞巴斯蒂安被任命为战争和外交部长。1770年，被封为蓬巴尔侯爵。

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末代国王若泽一世（1750-1777)

若泽一世成天声色犬马，不理朝政，一切政权都交给蓬巴尔侯爵。于是，葡萄牙历史上二十余年的“蓬巴尔时代”到来了。

1755年，里斯本发生了巨大的地震，死亡约万人。蓬巴尔主持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表现出了专断的工作风格。他下令简化对盗窃、抢劫的逮捕和审判程序，迅速安定了灾后社会形势。他制定新城市规划，推倒一切损毁或摇摇欲坠的旧建筑，通过快速重建城市，让旧房子主人们回到家乡，按统一规划重建住宅。不重建的，其建屋资格将被取消。这样的无情举措，使里斯本在1763年就大体恢复了发达的城市功能，城区沿用至今，也使侯爵获得了大多数平民和贵族的尊敬。

蓬巴尔侯爵重建里斯本，1766年范・卢和维尔内绘

蓬巴尔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改革家。他清楚地知道，改革是要动既得利益者奶酪的。要做事，就必须集权。在若奥五世时代，王权已大大加强，贵族特权和地方自治权都被削弱。蓬巴尔打着国王授权的旗号，乾纲独断，进一步强化专制制度。在这方面，他完全拒绝启蒙思想，利用发达的书报检察制度严厉查禁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书籍。

侯爵用残酷的手段打击一切政敌。他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特务网络，四处抓人，耶稣会士、旧贵族及反抗的平民都会被抓进监狱，狱中人满为患。据估计，仅因蓬巴尔个人下令被捕的人数就达4000人，死于监狱的至少有1600人，而当时葡萄牙人口不过30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千人里就有不止一人被他逮捕。

1757年，一群里斯本平民抗议政府设立垄断企业垄断葡萄酒生意，结果有14人被处死，56人被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