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在其代表作《赋税论》中认为，国家的经济系统和赋税有密切关系。如何构建合理完善的税收制度是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问题，如果执政者对国家的经济面貌（人口、财富、产业周期）没有深刻的认知，就无法确定合适的税率，过高税率会伤害税源，降低经济活力，但低税率又可能会造成国家财政支出乏力，无法维持公耗，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统治的稳定都是极有害的。总而言之，不合现实的税制造成征税效率低下，资源流转效率低。那么，我们不免要思考，财税制度是如何存在的？其变革的动因是什么，与什么相联系？

自国家建立以来，“税”便产生了，有关“税”的各种论述也层出不穷。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无偿的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关于税收和经济的关系，我国古代思想家们早就有所论述。先秦著作《管子》就表明财税是国家运作的基础，提出“地者，政之本也”。《权修》篇写道，“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表明了税赋经济性的重要特点，以及“国富”的前提是“民足”的思想。此外，我国古代的改革家也十分重视税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商鞅变法就通过对商业课以重税来促进农业发展，“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通过一系列重农抑商的财税政策，使秦国一跃成为诸侯国霸主。

从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交织的视角来看，财税制度就是税收资源在政府间分配的制度性安排，它既体现了对公用资源分配的过程和实现形式，又承担着政府的经济职能。

明代的万历首辅张居正，以强有力的税法改革暂时解决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为行将朽木的明王朝赢得了一丝生机。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吏治腐败，皇族宗藩繁衍，致使农民负担日益沉重，赋役不均现象时有发生。由于作为赋役征收依据的黄册失真失效，明朝政府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里甲制度趋于瓦解，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基层税源的管理和控制，基层税源中的农业税，即田赋是明王朝最大的财政进项，税源枯竭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底层农民的经济状况却更加恶化了。一是税收管理体制混乱。由于黄册失真，即使许多农民已经失去土地，官府仍然按照登记在册的户籍要求农户征税，但真正拥有土地的豪强则得以免税，致使税法被束之高阁。地主和官僚相互勾结，巧取豪夺，侵占田地，最后导致只占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承担了众多田赋。二是权贵征用无度。明王朝的宗藩庞大，据统计，宗藩见存人口从洪武中期的58人发展到万历甲辰时期的80000人之巨。他们既享受高额的俸禄，又兼并大量土地、隐匿财产，使国家的税田大量减少。明嘉靖41年，御史林润才指出：“……夫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来凡八百五十三万石……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可不谓寒心？” 三是政府财政赤字严重。明朝中后期，太仓银库常常入不敷出，正德时期赤字351万两，嘉靖七年111万两，隆庆元年345万两。

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使得明朝政府加重了对百姓的科派与搜刮，致使民怨四起、民不聊生，底层人民和官僚权贵的矛盾已经累积到即将爆发的地步。张居正对于明王朝财税状况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从土地兼并问题入手，施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抑制土地兼并，集中整理税源，重点改革税制。税收上，他以清丈田亩的措施增加税源，实行一条鞭法，简化税收原则，减轻百姓负担。财政上，他倡导朝廷缩减不必要开支、精裁冗员，并且限制了年少贪财的万历皇帝对内帑的随意调用，由于税法改革成效显著，万历五年太仓收入突破400万两白银，缓解了财政危机。

从深层原因分析万历前期张居正改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在于改革使国家的财税制度适应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在照顾农民利益的同时，整顿了权贵宗藩对国家资源的侵占情况，缓解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可以看到，国家的财税制度决定了政府如何执行其财政职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只有结合具体的时代语境，才能处理好资源分配、公用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管理决策问题。

然而，由于改革触犯了众多宗藩、权贵官僚的利益，一度遭到巨大的阻碍。张居正在世时尚且能凭借自己作为帝师和内阁首辅的身份，培养心腹，把持朝政，以个人威望和政治手段推行税制和吏治改革。但在他死后，被压抑多年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家族进行了疯狂报复，改革也不再被坚持，大明王朝离末路也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