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对他者的区分是人类的本能，如何界定“我们”与“他们”几乎是整个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话题。

在中国古代，华夷之辨一直非常盛行，谁是华夏，谁是蛮夷，是一个事关礼仪和亲疏的大事。在先秦时代，华夷之辨就已非常盛行，但是与今日的民族主义不同。

先秦时代的华夷之辨非常强调文化属性，而不强调血统，在先秦时代的人看来，遵守华夏的礼节，皈依中华的文化，远比单纯的出身要重要。蛮夷可以通过尊奉周礼而成为诸夏的一员，而华夏子女如果抛弃中原礼仪，而改用蛮夷习俗，则不被视为中原的一员。

这种依照文化划分华夏与蛮夷的方法，是先秦时代华夷之辨的根本。

华夏和蛮夷并非天生注定，可以后天改变

先秦时代华夷之辨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思想家普遍认为华夏和蛮夷的身份并非不可改变，他们认为，之所以会有华夏和蛮夷的区别，在于生长环境的不同，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华夏作为文明在于中原这块土地最肥沃最富饶，而蛮夷之所以野蛮在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太过恶劣，难以产生文明的土壤。

比如孔子就说：“素夷狄，行乎夷狄”。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意思是人的习俗并非因为天性，而是环境使然。

（不问出身的有教无类在中国古代非常明显）

先秦之后的《大戴礼记》则更是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明，其中的劝学篇提到：“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者,教使之然也。”更是认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如果他们受到华夏礼的教育，就可以变夷为夏。

孟子更是举了一个实例来论证这一点，他提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提到，陈良，本是一个楚国人，是一个蛮夷，但是后来通过学习周公和孔子的道理，就变成了华夏，其水平，连北方的很多学者都远远不如，进而论证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同时证明一个人通过学习中原文化完全可以变成华夏，即由蛮夷变成一个中国人。

荀子同时提到，一个人的身份不由他在何处居住，而是在于他是否遵守中原之礼，一个人，就算居住在蛮夷之地，但只要他尊奉中原礼仪，他就依然是中国人，而不遵守中原礼仪之人，即使在中原，也是蛮夷。

《左转》就记述了一个华夏变为蛮夷的例子：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国原来是夏朝后裔，但是却被视作蛮夷，而被称为“子”，就在于其抛弃了华夏礼仪，而改用蛮夷的礼节，这种文化上的改变使得《左转》里将其称为东夷，而不再视其为华夏的一员。

通过先秦时代先贤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先秦时代的华夷之辨具有鲜明的文明论色彩，即接受了中原文化，就是华夏，不接受则是蛮夷，与血统无关，与行为和文化有关，而文化和习俗是可以通过学习改变的。这为今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孟子就认为，只要君主能按照中原之礼做事，并且善待老百姓，可以不问他的出身。这是今后少数民族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少数民族通过接受中原文化成为正统王朝

之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为当地汉人所接受，就在于文明论的影响。那些接受中原文化的少数民族，可以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而那些不愿接受的，则在汉人中没有合法性，因此往往迅速败亡。这在历史中有很多例子。

比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就以复兴汉朝的名义发兵，宣称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女婿，是为了匡扶汉室，刘渊本人也自称汉王，之后变为皇帝，而非匈奴人传统的大单于，这表明刘渊为了赢得合法性，愿意接受汉化并且抛弃掉自己的民族文化。

（刘渊自称汉朝后裔）

再比如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更是实行全盘汉化的政策，严禁胡服胡音，带头穿汉服，说汉语，并且要求所有的官员效仿，凡是流鲜卑发式和穿鲜卑衣服的，立即遭到罢免，他还要求所有的鲜卑人改为汉姓，通过彻底的学习中原文化而变为华夏，如此极端的全盘汉化政策使得鲜卑人迅速融入汉族，完成了由夷入夏。

相对而言，最为缺乏合法性的是元朝，元朝由于是世界帝国，见识过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因此对于中原儒教文明并无憧憬之情，忽必烈的汉化非常有限，元朝皇帝称帝时依然用蒙古礼仪，其第一身份依然是蒙古人的汗，之后才是汉人的皇帝，元朝对于科举的恢复也很晚而且不彻底，蒙古人当官有很多优势，而汉人则劣势很大，正因这种拒绝汉化，元朝只存在了90多年就土崩瓦解。

（蒙古帝国的领域横跨伊斯兰、基督教、儒教三大文明，蒙古人对中原文化并不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