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波身为贵族，却在法国大革命中站在了第三等级一方，他放荡不羁，生活糜烂，却在大革命中成为议会的中坚力量。他以自由平等发起革命，但他也是第一个看出法国人并不渴求这些，而只是厌恶了他们的主子。他虽然反对君主大权独揽，但同样反对废除君主，他力求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让革命能以大致和平的方式进行。当他因过度劳累而倒下后，他希望拉法耶特、丹东等人能合作无间，避免革命走向失控。他，始终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但他依然没能阻止之后的洪水滔天。

放荡不羁的青年与革命的勇士

米拉波本是贵族出身，家境显赫，他的父亲米拉波侯爵家境殷实，而且深受人民爱戴，而他，则是一个浪荡公子，整天游手好闲，和各路美女勾搭在一起。年轻时，由于他的生活太过糜烂，父亲便把他送进军队，希望军队的严格训练能让他明白纪律的重要性，但不想米拉波本性难移，到了军队后依然吃喝嫖赌，甚至意图逃跑做逃兵。因为他的劣迹太多，米拉波被关进了雷岛监狱，吃了几年牢饭。出狱后，米拉波参加了科西嘉岛叛乱的镇压行动，由于表现出色，被提拔为上尉。

之后，他回到巴黎，父亲想让他根马里亚尼侯爵之女艾米丽结婚，对方家境显赫，可以为家族带来雄厚的财富，结果米拉波不仅不去结婚，反而四处挥霍，无奈之下，米拉波侯爵只能将米拉波关进监狱。但出狱后，米拉波依然本性不开，跑到荷兰勾引莫里哀伯爵的老婆，并依靠写批判法国体制的文章为生。之后，父亲又把他关了起来，但是出狱后米拉波变本加厉，继续延续奢靡的作风，一边打官司，一边花天酒地。

在大革命发生前，米拉波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边缘人，虽然他是一个贵族，但因为劣迹斑斑而声名狼藉，丑闻缠身，成为当时社会的笑话。但是米拉波的卓越才能在大革命中很快显现了出来。

（米拉波非常好色）

当时，三级会议召开，米拉波本是贵族，理应是第二等级，但由于遭到其他贵族嫌弃，加上他自己在民众中颇有威望，因此便成了第三等级的代表。在三级会议中，当三个等级因为税收和特权问题争吵不休而无法达成一致时，米拉波和巴伊一道，支持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议会，代表们宣誓立法权属于议会，并绝对忠诚于议会，绝不背叛。

当国王的大司仪官严令国民议会成员离开时，米拉波大声驳斥司仪官：“先生们，诸位听到了，是谁下了这个屈辱的命令，是受我们委托的人，他本应代表我们的利益，却给我们强迫性的法律。诸位，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指责，代表着2500万国民的希望与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请求大家，保持我们的尊严，信守我们的誓约，除非宪法制定完成，否则我们绝不离开。”

“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只有刺刀能把我们赶走。”

米拉波的挺身而出赢得了议会成员一阵阵的掌声，大司仪官难堪的退却了，米拉波因为他的英勇，他的口才成为议会的中坚人物，是议会中最有权威的人之一。

米拉波反对君主专制，但更反对废除君主

米拉波支持革命，反对君主专制，因为他看穿了旧制度已经难以为继，当时法国的财政濒临破产，第三等级对于前两个等级的经济特权已经深恶痛绝，要想维护贵族教士的权力已绝无可能。而且大革命前夕，卢梭的思想早已遍布巴黎，人们普遍相信人民主权的合理性，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教士贵族拥有特权并免于纳税是不道德的。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或许民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就连最为保守的梅特涅也不得不承认，洪水终将漫过堤坝，因为让洪水躁动不安的不是堤坝，而是他们躁动的内心。在这种局势上，维护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已绝无可能。

米拉波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顺应形势反对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希望国王之下人人平等。但米拉波同样反对废除君主，他渴望的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立法权归议会，而国王则保留行政权，以此形成权力的制衡，他认为一个不受限制的议会是危险的，国王必须拥有否决权。国王拥有权力可以安抚贵族和教士，而议会拥有立法权，则可以让有产者满意。只有实行立宪，才能让三个等级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的实现。

为了达成这种平衡，米拉波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比如他重用国王的财政大臣内克尔，并授予他财政独裁权，内克尔在民众中颇有威望，而且又受到国王的信任，任用他双方都满意，而且当时法国的财政亏空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内克尔发放了1亿1千万公债依然难以满足要求，因此不得不向每位公民征收占其收入四分之一的特别税。米拉波深知不解决财政问题，法国将永无宁日，而重用双方都能接受的内克尔是最理想的方案。当时议会上的激进派曾质疑米拉波，但米拉波大喊：“喀提林已到达罗马，你们还在辩论！如果把时间用在辩论上，大家都得完蛋。”米拉波用辩才说服了议会支持他。

而在国王被巴黎妇女带回巴黎后，有很多激进派担心国王出逃，贵族教士反扑，因此主张剥夺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权，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米拉波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他深知如果颁布这条法律，则三个等级再无和解的可能。免除贵族、教士的经济特权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剥夺他们的合法财产。

终其一生，米拉波都在防止革命划向最危险的境地。

米拉波死后，革命开始走向失控

1791年3月2日，革命还不到两年，米拉波因操劳过度逝世，他临死前对于革命的现状非常担心，米拉波敏锐的看出，法国人民实际上并不渴望自由与平等，他们只是厌弃了他们的主子。如果任由这种局面下去，那么激进派将逐渐掌握主流，宫廷贵族的自私和民众的疯狂将彻底把革命引向毁灭。而立宪派除他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拥有他这种见识和威望的人。他临死前恳求拉法耶特和丹东能够合作维持秩序，但他们争吵不休，让米拉波看到的只有绝望的前景。

米拉波死后，果然局势愈加失控，保王党不愿意和立宪派妥协，反而支持佩蒂翁为首的吉伦特派，而这一派和更激进的山岳党一样，主张废除国王。立宪派的巴伊和拉法耶特等人，虽然拥有理智，却缺乏维持秩序的雄心和坚决，他们遵照设计荒谬的任期制（任何人只能当一次议员，不能连选连任，美国如今都不是这样），乖乖放弃了权力，不愿意使用武力镇压激进派和保王党，最终整个法国都陷入最保守的保王党和最激进的山岳党、吉伦特派的水火不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