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年,曹操讨伐心腹之患张绣,张绣望风而降,曹操酒足饭饱思淫欲,便收纳张绣的婶婶邹氏为妻,并收买张绣手下骁将胡车儿,张绣甚为恼怒,决定反水。
张绣的首席谋士,号称“毒士”的贾诩献计,趁其不备,奇袭曹营。曹操猝不及防,狼狈而逃,虽拼死得脱,但是爱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爱马绝影,均阵亡于曹操逃跑途中,可谓损失惨重,曹操为此痛哭不已。
公元199年,曹袁对峙,袁绍强于曹操,并联结南方刘表,对曹操形成夹击之势。强大的袁绍欲招降张绣,此时贾诩又站了出来,直接拒绝了袁绍,并提出投降曹操。
此时,距宛城之战仅过去两年,曹操还没有从悲痛之中缓过来,一向利己主义的贾诩为何忽然提出投降曹操。曹操的嗜血残暴是出了名的,父亲曹嵩被杀时,差点踏平徐州,贾诩不会不知道,难道贾诩不怕曹操一怒之下杀了他们?
我们继续往下说——
张绣也和我们一样,对贾诩的决策深感疑惑:“袁强曹弱,又与曹为仇,从之如何?”贾诩当时是这么和张绣解释的:
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虽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
自古以来,大树底下好乘凉,要想安全,依附强者才是合情合理,所以对于张绣和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依附袁绍=转危为安。
但是贾诩的逻辑却是打破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之。转危为安是贾诩他们所需要的“果”,但是依附袁绍是否是转危为安所需要的正确的“因”,如果是,则依附袁绍,如果不是,则不依附袁绍。
于是贾诩开始了他的推理过程:
假设己方依附袁绍,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曹攻袁,名正言顺,袁攻曹,等同谋反;第二,袁强曹弱,依附袁绍不得重视,依附曹操,则曹操必喜;第三,曹操霸王之志,可能会不计前嫌,而袁绍不能容人,兄弟尚且反目,依附他可能朝不保夕。
于是答案出来了:转危为安≠依附袁绍。
所以贾诩选择了依附曹操。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贾诩的选择是正确的的,张绣投降曹操后立马得到重用,强大的袁绍也败于曹操之手,而贾诩更是后来官居太尉,位列三公,最后得以寿终正寝。
其实细细品味贾诩的推理过程就可以发现,其实贾诩是利用了“逆推法”,即由结果推导原因。转危为安是贾诩想要的结果,通过推理,找到正确的“因”,最后否定了袁绍,找到了曹操。
逆推法要求能够打破固定的思维定势,从所需求的结果出发,寻求正确的“过程”。
贾诩被众多三国爱好者奉为“三国最聪明的人”,一生算无遗策,谋己、谋人、谋天下均做到了极致,其中多次利用了“逆推法”,这里列举两例。
一计乱天下:董卓被王允和吕布合谋除掉后,董卓的旧部李傕和郭汜心怀不安,打算各自逃亡,这时候贾诩又来献计了:
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后也。——《三国志》
逃亡=安全,这是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势,但是贾诩却反其道而行。从“安全”这一结果出发,逃亡是不可取的,因为长安城里的人恨透了西凉军,一个小小的亭长都有可能抓住他们,所以安全≠逃亡。
于是贾诩建议李傕和郭汜以为董卓报仇为由,收集旧部,反攻长安,最终控制了汉献帝,把控朝政长达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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