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令君2019-09-28 10:49:55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上，唐朝可谓是一个黄金时代，也被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公认为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它那海纳百川的气度不仅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精华，更将中华文明推向了历史的巅峰。今天我们就以唐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为切入点，看看统治者们是如何创造这个国际化时代的。

唐初分化瓦解的对外策略

唐朝初年，由于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北方又面临虎视眈眈的突厥的威胁。因此唐高祖李渊只能向其称臣，来换取生存空间和少量的马匹。然而突厥的始毕可汗当时也并非真心支持唐朝，他只不过是想乘着中华的分裂赚取本民族的利益而已。

“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也。”—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然而俗话说的”风水轮流转“，突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落之间松散的主从关系让他们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而后来，唐朝则在李世民的文治武功下出现了大治的局面，唐太宗煽动对颉利可汗不满势力起来反抗，沉重的削弱了东突厥在亚洲的影响力，让唐朝的崛起成为了可能。公元630年，唐朝名将李靖、李绩率10万兵马出征漠北，一路势如破竹攻灭东突厥汗国。这种分化瓦解的策略为唐帝国稳定北部边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天可汗并非没有实际意义

随着唐朝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高，唐太宗李世民被周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这个称号并非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这证明了大唐帝国不仅包含传统的农耕文明，更融入了游牧文明，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李世民的军事战术上，他在指挥骑兵时更注重他们的机动性，因此他效仿突厥骑兵的装束，使用不给马匹穿盔甲的轻骑兵在战争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平等，这在当时是一种具有超前进步意义的执政策略。这种进步性表现为李世民任用非汉人官员，授予他们军事职务，册封于那些为民族和平作出贡献的人与皇室同姓的荣誉，甚至声明所谓的夷狄与自己的臣民享有共同的天性，统治者的仁慈必须包括两者。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

中华传统文明认为皇帝是天子，代表上天行使权力，而李世民将这一观念传播到了周边的游牧民族中，他们同样也认为最高统治者是上天选定的。而这种理念为唐朝统治广阔的疆域所实行的羁縻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基础。唐太宗死后，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和唐玄宗曾先后享有“天可汗”的称号。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导致唐朝衰落，这一传统很可能被延续下去。

国际贸易中的重要角色

统治者的开放包容让唐朝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安史之乱前，由于帝国在中亚地区拥有很高的威望使得丝绸之路重现了它往日的光辉，瓷器、茶叶、丝绸等名贵的物品通过中亚传播到了欧洲。除此以外，朝鲜和辽东的商品也可以经由辽阳的森林与平原沿着山岭与海洋间的狭窄通道到达渤海湾的沿岸。而唐朝在西南也有一条非常古老的通商之路，就是经过四川到云南，分成两条路通过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峡谷进入孟加拉。不过后来随着南诏国的崛起，这条贸易路线很快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唐代的海上贸易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8世纪中叶开始，经过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到中国南海的海上路线甚至比危机重重的陆运更受欢迎。当时的唐朝商人经常依靠外国的船舶和穆斯林商人进行远洋贸易。公元879年，黄巢的叛军攻陷今天的广州时，无数的阿拉伯商人成为了战乱的牺牲品，而此前他们一直穿过印度南部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贩卖到波斯湾。唐朝商人也从东南亚地区大量进口种类繁多的药品、香料和名贵的木材，以满足国内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虽然我们在史籍中找不到唐代商人通过大型船只主导海上贸易的记录，但唐朝依然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建立东亚文化圈

唐朝的世界性还表现在自身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也正是在那时慢慢形成的。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分裂成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而在7世纪中叶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向唐朝进献了贡品，至少在表面上展现出臣服的态度，日本更是定期派遣唐使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希望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此外唐朝还征服了现在越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在679年设立了安南都护府，当时的胶州直到9世纪末依然在唐朝的势力范围内。

东亚文化圈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字的传播。中国文字开始成为日本、朝鲜等国文字的蓝本，这种非字母的书写体系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特定的词汇与系统的概念，这也是很多东亚核心价值观所存在的基础。唐朝的服装、诗歌和音乐也成为日本平安时代的楷模。在宗教方面，随着唐朝在8世纪中叶放弃对西域的控制，佛教逐渐与唐文华相互结合，以一种本土化宗教的形式持续发展，通过每年的节日典礼和生婚丧葬仪式渗透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由此传入日本和朝鲜，也使得唐朝重新构建起一个独特的东亚佛教的传播中心。

外国人的涌入为唐朝带来了活力

在开元年间，唐朝的都城长安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这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外国人，他们分别代表着外交、经济、军事、娱乐和宗教等多方面的利益。其中各国觐见皇帝的使节都必须在名义上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从而获得唐朝的爵位和官职。唐朝的大画家同时又是大明宫设计者的阎立本将异国使团独特样貌和异域风情的服装记录在自己的绘画作品里，表现得十分生动有趣。

除了国都长安以外，帝国在南方还有一个很大的外商中心，那就是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在那里的20万居民当中，包括了很大一部分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爪哇人和马来人。他们获得了唐朝当局的批准，居住在江南岸的外国人聚居区。这些移民在聚居区内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人口数量甚至逐渐超过了城墙内的唐朝人。这些外国商人的涌入为唐朝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当时番禺主要的贸易形式是以宝石、木材和药品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被绑架而来的奴隶。不过遗憾的是，番禺在758年遭到了一伙阿拉伯和波斯海岛的洗劫，将这里几乎夷为了平地，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番禺原先的商业地位也逐渐被交州所取代。